(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42 次) 时间：2001-10-08 12:37:57 来源：吴云 (雨过) 原创-非IT
WTO的大门已经打开，中国真意岌岌的姿态参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随着WTO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响，而这种影响合交流的载体正是传媒。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传媒应该如何应对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值得深思，
一、 以经济伟基础的文化影响。
全球文化影响的基本手段是通过传媒，而传媒的普遍商业化趋势则推动了经济对文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加强，传媒互动的政策壁垒正在逐渐的减弱，势必造成少数发达国家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中处于强势，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制作手法，拥有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加上多年的丰富商业化运作媒体的经验以及雄厚的资本，似的他们在传媒的运营方面占尽先机，而更重要的势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以及无损伤性，这两种特性似的领先一步的发达地区掌握了“议程设置”的权利从而实现了良性的循环。
本来在文化的层面上只有“多元化”的概念而没有量化的比较标准，既文化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势无从论起的，但通过传播手段商业化的介入，经济被引入到了“文化”的层面，并对文化交流的优势与劣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实现了所谓的“西方文化”入侵中国。
二、 文化影响的本源以及人性化的思考。
于是又很多的学着提出“捍卫东方文化”的观点，而我以为东方文化亦有发生、发展的过程。如何看待东方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应当从东方文化的主体“人”来想起。
冯天瑜先生指出：“文化势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格局风格的生产和生活凡是，养育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为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孳生的运动规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文化呈现各异的形态。”可见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双重特性，而恰恰势这两个特性使各种文化女友其“自闭性”：在交通和传播均不发达的时期，一地域和时间伟标准圈定的人群享有了一定的文化氛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的氛围有强制性和无选择性，作为群体一员的个体只有可能在特稳定的文化范围内偏移，而这种强制性似乎又是违背人性的。
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新三字经说：“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皆可塑”；弗洛伊德则指出人性既具有破坏的一面又具有建设的一面。两者结合考虑，似乎可以这样说：“人性使可塑性和非可塑性的结合，非可塑性孕育了最初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调整人的可塑性最终形成稳定的、传统的文化。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地域、时间相对于文化的作用将退于次要的地位，而人性和知识的因素则上升为主要的因素，接下来似乎要进行全球性的重新划分。
三、 文态平衡与传媒的责任
孙先生依据生态平衡的概念提出了“文态平衡”借用一下，就是：在西方传媒，继而文化影响处于强势的今天，一味捍卫传统文化的道路已经狭窄，我们应当以文化多元化的态度来应对外来的挑战，既鼓励民族内部文化的多元化。其实民族内部文化也有多元化的趋势，如中国北方和南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东部和西部的文化观念也存在着很大的诧异。在文化的层面上鼓励多元化在统一的国家调度下弱化经济政策对文化的影响，传媒的责任既在于保存、传播非主流的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