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37 次) 时间：2001-11-19 21:17:36 来源：软体蛀虫 (软体蛀虫) 转载
今天，发达国家1／2以上的从业人员从事以信息为主的工作。如果现在的预测准确无误，那么在未来10年人类的全部工作中将有4/5与信息有关。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把数据转化成知识的工作。
世界范围的电脑联网使数字化符号与其物质载体的分离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在这种“由原子到比特“的转换过程中，迄今为止的生产将演变成服务，工业劳动将演变成信息劳动。
非物质成分和价值（信息、服务、关系和情感）在价值创造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数据、信息尤其是知识处理，对其它生产要素的有效使用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非物质产品（数据、信息和知识等）适用的规则不同于物质产品。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现有的基础经济范畴将变得模糊不清，某些经济规则甚至会走向其反面。对于新型的“信息经济学“的种种经济现象，传统经济理论中连概念都没有给出，更别提可使用的模型和解释理论了。信息经济的“新规则“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与物质产品不同，信息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兑换、赠送、买卖和交换。信息产品只需一次开发就能供所有的人使用。它能够通过电脑网络大量复制和分配而不需要额外费用。对信息产品来说只存在开发成本。数字化之后的知识，其生产和运输的边际成本实际为零。在信息经济中，价值增加更多地是通过知识而不是工作来实现。这种价值创造过程不是通过总额的增长而是通过知识的运用实现增值，在许多方面与以前的生产方式不同。迄今为止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原料和资本等）在生产过程中都要被消耗掉。要多生产就必须多投入。与此相反，知识和信息资源不仅不会被耗尽，而且在使用过程中甚至可能增多。今天，知识流向产品的主要形式是软件。因为产品和生产方法的软件含量越来越高，所以物质产品和生产工序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一些软件的特性。在生产过程主要通过软件操作的地方，产品多样化的成本越来越趋向零。批量生产的规则受到严重挑战。在机械化时代，批量生产规模的增大导致单件产成品下降。与此相反，在信息化生产中，特定原始样品的生产成本并不比批量产品的成本高多少。如果在整个价值创造链中进行考察，“单个订做“甚至往往比“批量订做“还合算。机械化导致批量生产的出现，而信息化则意味着它将走向终结。
只要价值创造不再是通过生产规模，而仅仅通过生产的差异化就能够实现，信息化生产将很快导致手工业结构在高技术水平上再生，地区网络复兴，新型的顾客与供应者关系出现。传统的竞争因素将因此而失去其重要性，对竞争有决定意义的将只有知识，无论它是通过人才以活的形式还是作为软件以电子化形式表现出来抽象价值（信息和服务）的“制造“不能通过物质生产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来增强。用规模来替代少数人的最大工作效率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在信息经济学中必须对“生产效率“重新进行定义。
信息产品的价值衡量标准与物质产品不同。例如，物质产品通常“物以稀为贵“，数量越少价值越高。而信息产品和信息工具却恰恰相反，经常是使用越普及，其价值就越高。因此一些软件公司正由销售转向免费赠送产品。它们应用的范围越广，公司从相关服务中获利越大。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具体产品的价值评估以单件成本为依据。人们根据收支状况以及产品和资本状况来衡量和评价一个企业。而金融领域与此相反，其价值评估以未来盈利的预计潜力为依据。但经济学家所谓的“物质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表现越来越趋向金融市场。企业账面价值和股票价值之间差距的不断加大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不久前微软公司攀升到世界最大公司排行榜（股票价值）的首位，就是人类社会在向信息社会转变的一个象征。传统的工业巨人，如通用公司，销售额是微软的16倍，员工人数是微软的30倍，但其股票价值仅有微软的1／5。在信息经济的企业中，员工，即所谓的“人力资本“是唯一重要的资本。原料。机器能源、不动产和实际资本等传统的生产和竞争要素，以及建立在这些要素基础上的经济理论，都不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有着显著区别：它不能作为一种财产被占有。因此在信息经济中员工与企业的力量对此、劳动与资本的相对地位正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再属于资本所有者，而是属于员工：这就是装在他们脑袋里的知识。
世界性网络的出现使个人能够像大公司一样好地在全球市场提供抽象产品服务，生产车间和营销组织的建设已不再是必需。除质量之外，开发时间成为决定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企业的大小和成本，而是创造性和灵活性。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导致对时间和距离要素的重新定位。空间的重要性在降低，时间的重要性相应增大。这也将在根本上改变竞争的性质：更快、更有创造性，越来越比规模大或市场占有率高重要。如果说以前在企业竞争中是大吃小的话，那么在未来将是快吃慢。
目前席卷全球的兼并潮似乎表明，企业在朝着越来越大的趋势发展。但是，如果对企业在兼并表象下所完成的实质内容进行细致考察，就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趋势，以劳工市场为例。25年前，美国每5名从业人员中就有1名在《财富》杂志评出的企业500强中的一家工作；现在这个比例已下降到不足1／10。
现有企业经营管理形式是在约125年前开始采用的，目的是有效地组织商品 生产。现在它已无法适应信息经济的要求，对知识要素的管理比单纯的企业管理重要得多。
组织结构的竞争正演变成行为能力的竞争。由于知识能够被迅速复制和分配，所以一种组织唯一的竞争优势将取决于其学习能力，即从现有知识尽可能快地产生新知识的能力，也就是创新能力，这就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企业形式，全新的组织结构，全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全新的企业文化。创新周期越来越短──这点以PC业尤为典型──使企业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市场的转变越来越迅速，产品的老化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建立生产更新、更复杂产品必需条件和能力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新的企业模式和劳动形式的出现。产品的规划与生产能力的组建必然要实现脱钩，公司不可能储存足够多的专家，在所有新项目上都使用自己的人才。因此明天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将是由少数固定员工组成的一个小核心。他们与供应商以及外部专家保持着联系，并且能够为共同生产某种产品将这些人组成一个网络。人们采用8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创造的一个概念称这种网络式的价值创造共同体：虚拟公司。
导致企业间合作新模式出现的条件也在企业内部产生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必须根据不断更新的项目进行调整，因为每一个项目都要求不同的知识、能力和经验的组合。企业要具备较高的灵活性就必须不断对内部小组重新进行组合，这些小组必须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企业家精神。
价值创造的方法必须在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层面上相互适应。在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上，内部仍然按照计划经济原则运作的企业将无法长久生存下去。适应市场环境的压力将迫使企业摒弃阻碍变化的组织结构和规则。工业社会起源于封建主义和军事传统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上层是高官显贵，底层是技术创新者，中层是智囊团）将逐渐解体。在这种结构内部创新一直受到压制，因为它虽然对企业有益却不利于经营管理层。
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上计划越来越不起作用，因为，总有人们预想之外的情形发生。因此，必须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重组，使之首先要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尽可能机敏地应付突发事件。人们只能循规蹈矩或按上司指令办事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环境里将很快走向灭亡。未来经营管理工作的重点是为知识资源开花结果创造条件。向信息社会转变的一个中心要素是逐渐抛弃现在仍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功能等级制。企业将越来越多地被迫通过对顾客越来越多样化的愿望作出尽可能快的反应来实现增值。这就要求企业组织结构在其最底层，即首先和直接与顾客发生联系的层面就具备这种复合性的能力。问题必须在第一个认识到它的层面就被解决。如果通过跨层面和领域界限的、冗长的协调、审批和授权程序，就会错失时机。工业时代重要的分界标志之一：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严格分工正在逐渐消失。按功能和等级划分的传统组织结构正在被由许多规模较小但自主性增大的单位组成的网络取代。这样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网上交流没有必要经过许多“弯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例行行政程序。取代僵化的行政程序的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和思想市场，其中没有起阻碍作用的等级排列和分工界线，任何形式的直接交流都将成为可能。
价值创造过程的信息化使新的居住、交际和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可能。城市化是工业时代的一个产品，因为工业生产要求作为生产要素的人聚集到工厂，而现代化的通讯社会则是把作为生产要素的信息传送到人。如同蒸汽机发明和流水线生产的出现一样，这也将使人类劳动发生深刻的变革–只是方向相反。流水线 使人退化成活动的机械部件，而电脑–只要使用正确–将使人从中解放出来，以崭新的形式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居住和劳动单位。像先前的每一次变革一样，这种发展变化也将带来正负两面的后果。远程工作先驱者之一的吉尔·戈登言简意赅总结说：“好消息是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工作，坏消息也是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工作。“
“远程工作“的称谓表明，地点不继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作方式仍被人们视为一种特殊形式，尽管也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这个概念迟早也会消失，因为在信息社会中它将成为最通常的工作方式。工作这个词指称的将重新是人做什么而不是人到哪里去。这种不依赖地点的工作方式要多久才能普及，与其说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不如说取决于它能否被深受泰勒制企业文化影响的经营管理层接受。与工业体制下的不信任文化相反，信息工作的前提是经营管理人员有开明的领导作风，不把废除上班签到视为损失，也不把员工到场与否与工作效率混为一谈。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业社会劳动文化的两大基本支柱，时间和固定工作岗位，将退居次要地位。现在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人类社会即将脱离工业模式的大体轮廓。“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对我们的文化、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在不知不觉中使用得越来越少，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时间、空间和精神界限也正在逐渐消失。时间竞争、专业化和对工作效率的重新定义证明传统的工业经济学思维模式的错误。从前人们认为，生产率的提高将导致工作时间缩短。在70年代，人们甚至把休闲时间的增多看作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在信息社会将出现一种恰恰相反的情形：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明显消失，人们在工作和休闲中都越来越忙碌–到处是通过信息。在信息经济中收入与工作效率以及工作时间的联系越来越松散。它越来越与投入的工作时间无关，而首先取决于技巧、原创性和迅速发现新问题、使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它的能力。这将导致收入分配的鸿沟加大，社会的两极分化加剧。传统的人生成功条件，如文凭和学位重要性在降低。标准化和固定模式的职业培训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工业时代的关键词汇是能源、专门化和互换性，在新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时间、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促使我们今天还认为是“非典型“的一些工作形式的推广，如非全时工作、限期工作和酬金合同工作等。
工作仍然存在，但不再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工作的意义将重新指引人们有目标地做事，而不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东西。传统范畴的“工作岗位“思维必须被摒弃。而代之以一种“能力“思维，即人们是否具有赚钱的能力。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说：“在未来的经济中，使用第三世界技能的工人只能得到第三世界的工资，即使他生活在第一世界。“资源匮乏的高工资国家，要想保持其发展水平，就必须提供具有独一无二特征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必须比其竞争对手更具创新性，这就不仅是指技术创新，还包括结构、社会和组织的创新。它们是技术创新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创新潜力取决于国民的受教育水平。知识集约化发展的趋势要求教育体制必须通过结构改革提高效率。这也是成功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新的工作岗位将不再是通过更细的分工。而是通过更多的创新来实现。（原文载于《法兰克福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