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44 次) 时间：2001-12-13 10:44:28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非IT
“另眼读中国”之百年天灾（下）
刘磊 方玉萍
1950：淮河水灾
1950年7月初，淮河流域突降暴雨，干支流全线告急。7月5日，淮河在阜南县两处决口，接着其它河段也相继溃决，使两淮平原如同大湖。豫皖两省1300多万灾民陷于困境，尤以皖北为甚。
一年前，这里还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为支援解放军决战淮海，皖北人民已是倾其所有，复遭洪水洗劫，千万灾民饥寒交迫，嗷嗷待哺。
新生的共产党政府开展了紧急救济，2300万斤粮食被送到灾区，救灾民于水火。毛泽东则作出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方法”，正是根据这一指示，新中国的第一场水利大会战于当年冬天在沿淮一线展开了。1951年，毛泽东又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这使淮河成为新中国第一条系统治理的河流。
1954：长江洪水
1954年4—8月间，长江流域发生罕见的全流域大洪水。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区发挥了作用，先后三次分洪，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三镇。这次水灾受灾人口达1888万余万人，死亡3.3万人。比之1931年大水数十万人死亡的悲剧，新中国在抗洪救灾方面的优越性已初步体现。
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称，1960年全国遭受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
当年12月10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称“1959年—1960年将以大旱灾年被载入中国的历史。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约有200天没有下雨，也没有下雪。在夏末干旱中断后，许多地区又被大雨所淹没。”
大灾给当时正在蔓延的饥荒提供了最好的托词，于是，“三年自然灾害”成为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的代名词。但中共高层领导心里也清楚，造成 3年经济困难和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天灾。
1963：海河洪水
1963年7月，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淹没104个县，7000多万亩耕地， 2200余万人受灾，并造成京广线被冲断75公里，天津告急。洪水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洪水中有5030人死亡，伤42700人，直接经济损失达60亿元。
当年11月17日，毛泽东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1972：大旱
1972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罕见的大旱。其中内蒙古、京津地区、河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偏少1／4。据专家估计，这是本世纪中国最旱的三个年份之一。
全国农田受旱面积达4亿6千多万亩，在大规模的抗旱活动中，大寨人提出一个响遍全国的口号：“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但口号归口号，旱情仍然难有缓解，天津用水量逐日锐减，一度被迫停止农田用水，限制工业和生活用水。
1975：驻马店大洪水
1975年8月4日—8日，河南驻马店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在暴雨中心，6小时雨量达830毫米，超过世界最高记录。3天雨量达1605毫米，也是中国有记录以来的创纪录的数字。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暴雨象是从消防龙头中射出，从屋里伸出脸盆，眨眼间水就满了。暴雨时，白昼如同黑夜，雨后山间遍地死雀。
连日降雨使洪河、汝河水位猛涨，8月8日凌晨，惨剧终于发生。板桥水库突然垮坝。接着，石漫滩水库等数十座大、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坝，造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垮坝事故。
洪水使整个驻马店地区成为一片汪洋。1700万亩农田被淹，8万多人死亡，京广铁路被冲毁100余公里。
1975：海城地震
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7.3级地震。但幸运的是，就在当天上午，地震工作者发出准确的临震预报，使成千上万的人撤到室外，终于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灭顶之灾。
人类与大自然斗争史上创造奇迹的一幕发生了。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海城大地震，只造成1328人死亡。这是中国、也是世界地震史上第一次实现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报。
1976：唐山大地震
1976年７月28日凌晨３点４２分许，唐山市上空突然出现强烈的蓝色闪光，地上狂风呼啸，惊雷轰响，大地疯狂地摇撼。仅仅几秒钟，唐山，这座人口过百万的工业城市，就在这场没有预报的特大地震中化为废墟。
这次7.8级的大地震因为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城市，所以造成的损失也堪称空前。据公布的数字，有6５万多间房屋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占唐山全部民用房屋的95%，死亡人数达２４万之多，绝大多数唐山人均是在睡眠状况下遭此浩劫。
唐山大地震后，“地震恐怖症”蔓延全国。大江南北，到处是防震棚，防震的知识迅速普及。许多人家直到几个月后才从防震棚搬回自己家中。
1991：华东洪水
1991年6月起，华东地区发生洪水，安徽、江苏的灾情尤为严重。7月11日，受国务院委托，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1998：洪水
1998年6月中旬-9月上旬，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其中尤以江西、湖南、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等省区受灾最重。
在特大洪灾面前，千万军民鏖战60多个昼夜，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竟汇集了110多位将军坐镇指挥，17.8万子弟兵勇战洪魔。有消息说，这是自渡江战役以来我军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调动。全中国人都通过媒体的充分报道而目睹了这场人类与大自然的战争，“严防死守”、“人在堤在”等铿锵的口号也成为当年的流行话语。
相比1931年的那次长江大水使长江干堤决口350多处、武汉三镇被淹3个多月、死亡14万多人，这次大洪水仅造成九江一处干堤决口、1000余人丧生，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举国体制在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大水过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后不禁陷入沉思：在这场天灾中，人祸究竟占有几成？就在长江鏖战正酣之际，国家林业局下达了全面停止砍伐长江上游天然林的指令。或许，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欲转载此系列文章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