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88 次) 时间：2001-12-27 17:07:08 来源：丁文 (丁文) 转载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媒体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李希光
2001年12月24日于清华园
两周前，我应邀在香港大学举办“WTO后的中国媒体”系列讲座做第一场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新闻自由》。与会的国际传媒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与我讨论了中国媒体的“三脱节”或“三个不相干”的问题：
1)越来越受受众欢迎的大众化和商业化媒体在报道内容和选题上越来越与广大公众的根本利益和话题相脱节；
2)有权采访报道重大国内国际新闻事件和有权报道与公众利益、公众政策相关问题的官方主流媒体正在失去读者和观众；
3) 作为对这种宣传新闻学的反动和对新闻学本身的误解，中国新闻教育界大力推进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结果是当今中国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人越来越与新闻媒体一线需求的专业人才越来越脱节。
中国刚刚加入WTO后，全球化的符号（文化、娱乐、媒体话题）充斥了中国传媒的各个角落。早在18年前，西方学者在《比较大众传媒体系》这本专著中，就有言在先：“国家越贫穷，对外国进口娱乐的依赖越大。”[1] 随着中国10年的市场转型，特别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再加上刚刚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经济看上去越来越象个经济大国，而中国的传媒看上去越来越象个第三世界国家。
在经济上，国家仍然有条文规定个人、个人资金、非业内资金、境外资金不能在中国大陆创办和拥有媒体。但事实上，个人资金、业外资金、境外资金早已通过各种渠道收购、兼并、合办大陆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栏目、节目。美国在线和新闻集团很快又要在中国大陆一些省份合法地拥有专用的电视频道。无论是境内资金、还是境外资金，个人资金还是国家集体资金，大陆的新闻媒体其商业竞争的白热化程度不亚任何西方媒体市场。一方面，大陆新的出版物和广播电视节目如雨后春笋，猛烈地冲击着这块近乎饱和的市场。另一方面，原有的报刊杂志也在努力进行新闻改革，留住原有的受众，并争取新的受众。长达几十年支撑党报分销的的公费订报和发行体系正在被街头报摊和商业报纸的自办发行所取代。
如果从中国各类媒体近一两年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些新的词语、概念、新闻报道选题和讨论话题来分析，一个新的语言环境正在出现在中国新闻媒体上。而这个语言环境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媒体环境。这种语言和媒介环境空气里不仅仅是充满了大量的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的报道，更多的是弥漫了消费文化和品牌。读读中国街头的大众报纸，看看电视里的大众频道，人们发现，“文化素养”已经被“品牌素养”和“消费素养”所取代。但是，这种新的语言环境和媒体环境并不等于新闻自由。相反，这种新的媒体环境可能是对新闻自由的削弱和限制。
在市场和社会大转型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其编辑部立场上是多变和不稳定的，其代表的集团更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这种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开始通过新闻媒体有偏见的和不平衡的新闻报道凸现出来。那些在海内外有越来越大影响的全国性报纸杂志，如《南方周末》一方面每期在头版完全走报摊，醒目地做一整版的揭丑报道，另一方面其在言论和利益上集中地代表了特定的集团。街头报摊上除了有《南方周末》这样政治立场十分鲜明的报纸外，中央电视台的某个栏目、其它的几份畅销杂志同样是代表着鲜明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如《中国新闻周刊》、《三联周刊》以及象《财经》杂志这样的告诉人们如何赚钱的杂志。其它摊上的出版物更多的应被视为报道名人逸事、丑闻、时装、性生活的耸人听闻的小报。就连《人民日报》办的《环球时报》也不能例外。从他们经常锁定采访报道的那些特定的专家学者官员个人背景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看，这些媒体的政治立场和所代表的经济利益集团清晰可见。
如果以阅读率作为判断标准，上述这些商业报纸大有成为主流媒体的发展势头。在今天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转型期，这些最受读者和观众欢迎的商业和大众媒体（包括报刊和电视台的某些制片人承包的栏目）在新闻报道中所表达的观点、立场和价值观虽然带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意见，但是公众越来越把这些媒体报道的话题和新闻作为对中国未来和发展方向的背景和解释。
而与此同时，中国主流大媒体（中国传统上的主流媒体一般是指党报），主要是从中央的《人民日报》到各省的党报；同时也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上黄金时间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从报道形式、选题到内容上，完全依旧。这种几十年老套不变的新闻风格带来的是另外“三个脱节”：
1)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的媒体作为日常信源；
2)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的媒体作为重大新闻的信源：
3)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媒体作为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新闻背景与解释。
尽管全国人大法案讨论、中共全会决议、政治局常委讲话、国务院会议、中美首脑晤谈等涉及重大公众政策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是通过新华社播出在《人民日报》等各级党报上显著刊出，但是，为什么《人民日报》被大众关注的程度仍然越来越小？而那些整天炒作明星、大款、丑闻、某个专家学者的言论观点的街头小报、晚报、晨报、周末报等商业报纸却越来越占统治地位。
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的存在价值应该是密切报道与广大公众利益、国家安全、公众政策法案、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等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评论和言论。但是，问题是，越是与公众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国内和国际新闻事件只能采用个别官方指定的媒体采写的通稿。如目前在中国的后院阿富汗发生的的战事不允许其它媒体派记者前往阿富汗前线采访，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而又由于新华社发稿数量、报道选题和报道深度受到前线记者人数、信源、技术、采访经费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完全满足不了中国各类媒体的需求。中国数以千计的报章杂志和广播电视每天只好整篇整章整段地照搬主要是美国媒体发自阿富汗的报道。西方新闻学的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认为，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的时候都是根据本国的利益和媒体的市场需求，站在特定的视点上报道新闻事件的。如果据此推论，12亿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决策人士都是在从美国人的观点、立场、视点和利益观察、分析、研究这场发生在中国家门口的战争，并依据美国媒体提供的新闻和情报作为中国决策的信息基础。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传统的主流媒体往何处去？官办的主流媒体如何改革？官办媒体的前途在哪里？这些问题也可能需要中共16大以后再去研究。但是，作为一点小小的改革，官方主流媒体在目前中国这种社会大转型期间仍然可以保留其主流地位：不要把广大读者当成充满了智慧的“理性人”，而应该象很多小报和西方报纸那样，要把大众视为弱智的“感性人”。其实，《人民日报》每天刊登的冗长枯燥的乏味文章、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的确有实质形的信息含量。但是，问题在于某些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和老总们迄今无法摆脱宣传新闻学的束缚，不能以一种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态度和技巧去发掘和报道这些新闻。这种让受众敬而远之的宣传新闻学在许多跟广大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大新闻事件和话题上埋葬中国的声音；作为对这种宣传新闻学的反动和对新闻学本身的误解，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院系正在大力推动用对新闻媒体无甚实用价值的传播学替代新闻学。新闻学本来是一门职业教育，但在中国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对新闻媒体越来越没有实际用途的玄学，就如同医学院只交学生一些有争议的理论，而不教学生如何实用手术刀。专程来港大主持我的演讲的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William Woo评论说，“中国的党报和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成了中国最脱离实际的两样东西。“
在中国媒体为中国第一个媒体集团的成立欢呼，同时也欢呼中国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时候，参加香港大学媒体研讨会的国际同行却对中国新闻的控制未来可能从政府的手里落到商业巨头的手中更为担忧。与会专家学者多半相信政府迟早会放开对媒体的管制。但是，他们提出疑问：未来中国需要的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共媒体？还是为投资者和华尔街服务的商业巨头办的媒体？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媒体往何处去？有列宁主义的延安窑洞模式、美国实用新闻学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东欧模式或香港黄色小报模式。William Woo认为，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媒体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媒体商业化和商业压力对新闻的限制和对新闻专业化的损害。
今天，中国许多媒体的声誉不是来其记者客观、平衡、全面和公正的专业化的新闻报道，而是来自媒体对新闻的炒作或编辑记者本人对新闻事件发表的意见和激发公众的情绪化反应。新闻媒体的这种运作方式越来越偏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记者应该是社会的良知，新闻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大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将他们自己视为公众舆论的塑造者，而且一个在新闻报道中充满了个人观点和评论的记者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好记者。今天，许多记者成为名记者，不是由于他们深入采访发掘新闻事实和尽量客观和平衡地报道新闻事件，而是由于他们在遇到新闻事件的时候，在没有获得完整的新闻事实前，大胆发表意见。新闻报道中掺杂过多编辑记者的观点，只会让人们感到记者的偏见。
在中国社会变得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的主流新闻媒体应该站在什么视点上报道新闻？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带有明显编辑记者意见（偏见）的新闻报道一定会在不同利益群体中激发争论。争议不是坏事。问题是，作为读者，应该是让读者关注新闻报道中编辑记者的意见（偏见）？还是关注新闻报道中的事实准确性问题？令人担忧的是，今天的媒体往往是通过某个明星、大款、企业的丑闻，大肆发表意见、炒作新闻、制造悬念，延续读者的注意力。这种媒体运作模式毋宁说是报道新闻，不如说是娱乐读者。
没有平衡的新闻，人们往往难以判断新闻的真假。中国的主流报纸首要做的是：让自己的读者永远把自己当成真实可靠、客观全面、公正平衡、无偏见的新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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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parative Mass Media Systems, edited by J. Martin andA.G.Chaudhary, p.209,New York, Longman,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