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85 次) 时间：2002-01-11 13:33:26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非IT
“另眼读中国”之百年流行（七）
刘磊 方玉萍
70年代流行
1972：《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来到首都北京，第一次看到
天安门，许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美丽的旋律。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使这首歌迅速在全国传唱开来。有趣的是，19岁的上海第六玻璃厂普通女工金月苓在创作这首歌时，从来没有到过天安门，她写下的是她心中的天安门。
其实，在当时无数中国人的心中，天安门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1973：“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革”中的农民若是种一点自留地或是在自家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因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而把农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尾巴”。
“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农村中更为盛行。1973年，湖北省钟祥县建新大队的社员养了3900多只鸡，但被说成是“为资本主义供氧输血”，于是“割尾巴”工作队就在半夜三更摸鸡笼子，一下子杀了2000多只鸡。
1974：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在社会上流传了几年后，终于在1974年引起有关部门的警惕。姚文元在读过以后认定：“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不久，这部小说的作者，当时正在湖南浏阳县插队的知青张扬便被逮捕。
后来，据张扬自己的回忆，为了给他罗织罪名，当时的公安部门便从小说最初的名字“归来”入手，编造了一套“严密”的“逻辑”：“你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到了汨罗，不可能不想到屈原；想起屈原，你不可能不想起《楚辞》；想起《楚辞》，你不可能不想起《招魂》；想起《招魂》，你不可能不想起‘魂兮归来’；想起‘魂兮归来’，你不可能不想起刘少奇；因为只有刘少奇‘魂兮归来’，反革命复辟了，才会有你这种人的前途和希望。”
但幸运的是，张扬在被审理了2年后，文革结束了。1979年初，他被释放出狱。同年7月，《第二次握手》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两年又数度再版，累计印数达430万册。据说，这是建国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第二位，仅次于《红岩》。
1975：“梁效”
文革后期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梁效”的。在1975年和1976年，署名“梁效”的文章风行一时，几乎统治中国的官方舆论。其实梁效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江青等控制下的一个写作班子的化名。“梁效”，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之谐音也，其全称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学者如冯友兰、周一良也作了“梁效”的顾问。
诞生于“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梁效，自然是“批宰相”、“揪现代大儒”的主将。他们连篇累牍的文章把一部中国历史编造为“儒法斗争史”，大搞影射史学。比如，他们写孔丘“七十一岁，重病在床”，影射当时已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对于江青提倡穿“开襟领连衫裙”，他们则将其与武则天联系在一起，说“武则天是新式衣装巾袍的积极拥护者”。
除了“梁效”，当时为人们熟悉的写作组还有“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梁效”们的命运是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梁效”们自然
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976：天安门诗词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诗歌的海洋。数不清的群众从各个方向涌向广场，他们在纪念碑前献花圈，张贴写有诗歌的传单，发表演讲，朗诵诗词。天安门广场上，佳作迭出、欢声如雷，一场新诗歌运动在这特有的政治氛围中爆发了。
“苍天与我同悲悼，哭我中华失栋梁”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
一首首饱含悲愤的诗歌，在天安门广场张贴、朗诵、传抄。虽然“四人帮”对天安门诗词的作者和传抄者严令追查，并强行收缴。但并不能阻挡这些诗歌在祖国各地 秘密地传诵。
“四人帮“粉碎后，天安门诗词终于可以重见天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6位教师发起了征集整理天安门诗词的活动，共收集了1500多篇诗文。他们从中选择了663首诗词，于1978年正式出版了《天安门诗抄》。
1978：平反
在1978年，“平反”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高频率屡屡出现在中央文件和报刊电台上。建国二十余年，制造的冤案遍及全国。仅在“文革”期间，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就占全国干部总数的17.5%，在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更是占到了75%。
到了1978年，解决堆积如山的历史积案已成为当务之急。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7年在三大改造任务完成后，确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否定共产党领导，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但错误在扩大化。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数十万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为五批约30多万右派分子摘掉帽子。《报告》认为对剩下的10万余名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大批右派分子因此得到甄别平反，但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央级的右派分子中，有5个人没有平反，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
4月，文化部进行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宣布，为被“四人帮”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
6月3日，作家老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
8月16日，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举行，并宣布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9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大会，宣布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
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提出要解决“文革”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认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是革命行为。在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组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大错案。
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陈云分别致悼词，这表明中共中央正式为他们平反。
1979年之后，又先后为刘少奇、彭真、刘仁、贺龙、萧劲光、杨成武、陆定一、习仲勋、谭震林、肖华、黄克诚、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平反。一大批历史积案得以重见天日，被平反昭雪。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全国共平反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1979：评书热
1979年，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全国有100余家电台广播，评书整理出版后发行100多万册，多家报刊杂志转载，部分情节被改编成京剧、连环画甚至被灌制成唱片。
这一段辉煌是评书历史上前无古人，大概也是后无来者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国人对文艺的饥渴，另一方面也与《岳飞传》的故事表现精忠报国、沉冤终雪的题材关系甚大。当时正值中央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之际，《岳飞传》的播出正好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给人的共鸣感是不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流行歌曲：1979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中的插曲《乡恋》。这首歌从旋律到唱法，都给听惯了高亢激越革命歌曲的中国人以完全不同的感觉，也很快就不胫而走，广受欢迎，但也立即有人大声斥责这是“靡靡之音”。在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开始起步，《乡恋》的演唱者李谷一也被誉为内地“流行歌曲第一人”。
随着国门打开，港台流行歌曲也开始进入内地，各种风格的流行歌曲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传唱。但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却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人在报刊上分别文章说，“流行歌曲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数是反映那个社会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也有人说：“有部分青年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但这些反对意见毕竟挡不住人们对流行歌曲的热情，流行歌曲在80年代之后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