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91 次) 时间：2002-01-22 17:42:47 来源：李爱明 (李爱明) 原创-IT
中华工商时报 李爱明
在已经过去的一年里，山西可能是安全事故出得最多的地方，当然也是死伤人数最多的地方。与此相关的数字是，山西是全国产煤最多的省份，整个省份的煤产量占全国相当大的份额。
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整个国家：中国目前是全世界煤产量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安全记录最差的国家。据国家煤炭部门今年11月公布的数字，2001年1到10月份，全国煤炭生产累计死亡4547人，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406起。按这个数字，每天至少有4．5人死于煤矿事故。
之所以把这些事实列出来，是想在年终盘点的时候，试图从另一种角度去看今年频仍的安全事故。鉴于煤矿事故在安全事故中一直唱主角，我们的回顾和反思将主要围绕它展开。
现在回头去总结和反思今年的事故时，我们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3件事是应该记住的。
4月6日至21日，陕西省连续发生3起特大安全事故，共造成103人死亡。省长程安东受到公开行政处分，这样的处理还是首次。
此前的背景是，今年4月21日，国务院刚刚颁布施行《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明确提出，出现重大安全事故，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行政责任。
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矿难，至少81名矿工葬身矿底。几十条人命的消失被颇带“传奇”色彩的矿主黎东明及南丹县领导掩盖十几天，如果没有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的深入调查，没有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不难估计，此事将被一直隐瞒下去。“见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假如媒体缺席……”的评论，媒体的作用在南丹矿难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意味着舆论监督在此类事故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当然可喜可贺。
但如果我们从另一种角度反思，就不难得出这样悲哀的结论：之所以老百姓今天能更及时地“知晓”更多的安全事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新的舆论监督环境和传媒条件，而不是从前的事故比现在更少。
对于这些事故的发生，媒体和社会都认识到，官僚主义、地方保护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华社曾援引山西省长刘振华的话如此评论：“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发生都有一些严重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这是一次又一次造成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今后可能造成事故的潜在因素。”
斯言极是，但原因却不止于此。
如果说官僚主义、地方保护是导致重大事故频频发生的重大原因，那么，利益则是安全事故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的最根本原因。这一点在山西11月份的事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1月14日至22日，短短9天时间山西接连发生5起互不相干的小煤矿爆炸事故，共死亡101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发生爆炸的小煤矿，全是在关停整顿之列。早在今年6月13日，国务院就要求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事实上从1998年全国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以来，类似的通知不知下过了多少道。
但悲剧还是屡屡发生，小煤矿依旧热火朝天。
个中原因，恐怕并不仅仅在于关停将使矿主失去暴利。对于那些靠煤为生的矿工、官员甚至当地的整个经济来说，关停小煤窑，就意味着关停了他们的经济命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换句话说，是地方政府、矿主、当地居民和矿工等各种利益体共同左右了小煤窑的命运。
比如山西。你肯定难以想象，出了名满天下的晋商、100年前还是全国首富之地的山西，如今人均收入排名全国倒数第一，甚至比西藏还要低。全省有85％左右的县财政靠产煤和炼焦作为支柱，鼎盛时期，山西甚至达到“村村有煤窑，人人是矿工”的程度。
对于当地一个年财政才几千万的县———比如左云来说，关停了小煤窑，不但意味着关停了黑心矿主的收入，而且意味着关停了当地农民的大部分收入，意味着关停了外地矿工的全部收入，更致命的是，还意味着关停了当地财政86％的收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煤窑关停的难度可想而知。而像左云这样的县，遍布于山西的地图上，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更是为数众多。
这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之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的重重政令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所消解，这才是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
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政令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根本无法保证畅通。在到达关键的最基层时，由于种种利益的冲突，这些行政命令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兑现是一个谁也无法知晓和保证的问题。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知道，要尽可能地减少悲剧的发生，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这也许是我们从2001年频仍的安全事故中应该得到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