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59 次) 时间：2002-02-01 15:42:50 来源：陶然 (taoran) 转载
广州日报的黎元江走了，何向芹可能要倒了；
羊城晚报的曹淳亮走了，许光辉马上要退了；
南方日报的李孟煜退了，主管南都的李民英也靠后站了；
老一辈英雄的离去，多少有些令人惆怅！世无英雄，谁将出名？
后三国迷茫的格局
新生代的信息时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正在不计成本地血拼，吞蚀的却是母报的利润，虚张声势的自吹自擂又怎能掩盖越来越疲软的市场走势！
老三国与新三国纵横交叉的复杂局势，将原来的三角形超稳定结构重新打破。没有永远的第一，也没有永远的弱者，竞争者的地位在市场洗礼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广州日报在黎元江的手中达到顶峰，于是他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似乎是一个高明之举。可谁能断定他一定能够躲掉目前离他越来越近的一场危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广州日报将元气大伤。另一方面，原来由黎元江铁腕统治所维系的报社管理体制将很快土崩瓦解，积怨已久的员工情绪很可能会演化为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广告部主任陶建的被拘对一年12亿的广告收入也是一个重大打击。靠高成本来维持高速动转的广州日报是否能够挺过目前的难关？
信息时报的势头很猛。这种态势一半来自它的五毛钱价格，一半来自它的内容模仿南都甚至有些版块超越了南都。现在它声称自己是广州零售第二大报，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在大部分城区，它的零售量的确已经超过了南都。可是，这种靠五毛钱来打动的读者群能够获得广告主的认同吗？在广州日报自己也要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它的这种低价战略还能打多久？
羊城晚报在曹淳亮时代迎来了它的最辉煌时期，但马上这种辉煌就被广州日报所抢走。虽然在广州几大媒体中，羊城晚报130万的发行量中水分是最少的，然而，省外的数十万的发行量虽然撑起了羊晚在全国报业中的地位，但这种不合理的发行结构却令过大的发行量反而成了羊晚的一大包袱，由于在广州城内的发行量少于广州日报，它终于输掉了这场比赛。去年羊晚改了一次版，似乎好看多了，但仍然在走社会新闻的老路子，主流新闻太少，不能脱掉晚报的老习气。许光辉曾雄心勃勃地要让羊晚在三五年内夺回霸主地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在未来几年内羊晚能够保住第二就不错了，除非广州日报因最近的事件而一撅不振。
新快报的命运让人想起一句古语：“其兴也勃蔫，其亡也忽蔫。”以新锐面貌出现的新快报曾令人耳目一新，但很快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考其历史，皆因记者减薪而引起，源头却在于羊城晚报对其扶持不力。对比信息时代的现状，可以看出当家人的水平高低。今年，新快报有了一些雄起的迹象，侨鑫集团的数千万资金注入，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活一阵子了。版也扩了，内容也好看多了，但在羊晚体系内，它却一直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市场运作机制。这些问题不解决，钱再多也没有用。
提起南方日报，媒体人都不愿将它纳入视线范围。它的那种老态和它的子报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不提也罢。
南方都市报的崛起在中国报界是一个奇迹，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说它已经长大。南都应该感谢新快报，是新快报的快速成长刺激了南都的醒悟——这些都成历史了。在持续的自我炒作下，现在南都已经是闻名天下了，理所当然地取代南方日报而成为“三大报”之一，不过广州交委倒不认同，对其封杀后惹得它又自我炒作了一把。且不谈南都自吹的102万的发行量和5.2亿的广告量——业内人都清楚这两个数字除以2后再打9折还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我们仍然打心眼里佩服这帮办报的疯子。不过，我们也替它担心：无节制的扩版并不能带来广告的同步增长，反而会削弱广告的传播效果，成本的高企令利润进一步减少，据称2001年该报已经处于亏损状态。现在，南都记者们的薪水在悄悄地降低，它是否会重蹈新快报的覆辙？在市场上，南都的起家之地深圳已经飞速崛起了〈晶报〉和〈深圳都市报〉，走的都是它的老路子，大有将它逼回广州之势，而在广州，信息时报和新快报也抢走了它的大片市场，在双重挤压之下，它是否能够保持以往的快速增长？
掐指一算，现在哪一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市场的混战还在继续中，谁能挺到最后？
后三国媒体人的悲剧
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的命运也随这种格局而上下起伏。我们一方面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与自己所服务的媒体之间的血肉联系，没有媒体的地位也就没有个人的地位，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每一个眼神都会让人感受到等级的威力。另一方面，我们却咒骂着报社对自己的非人待遇。商业化的广州会让媒体人所常有的自我优越感消失怠尽，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他的工资可能都会比你高出一倍。
暴富的广州日报并没有把财富分给员工，保守的羊城晚报不会让你的收入高得出奇，南方都市报却出现了减薪的趋势。相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趋势，媒体人的荷包正在缩水。
我们就象一头驴子。我的新闻同行都这样感叹。驴子的眼睛被蒙住了，看不清方向，只有埋头转圈。即使换了一个磨坊，变化的只是每顿多吃了一两根草而已，圈子还是要转的，主人的鞭子可能会打得更勤一些。
主人们其实也看不清方向。他们比我们高明的只是能够掌握舵把，至于航向在哪里，谁也不清楚。
于是，我们看见了广日的何向芹在报社大会上重新露面后又重新失踪；我们看见了羊晚的许光辉空有抱负无力也无时间施展；我们看见了南都的程益中的嗓门越来越大；我们看见了钱钢的黯然离去的背影。
我们还看见了广州日报招聘的博士纷纷挂帽而去，看见了媒体精英们在三大报之间游来游去，看见了南都精英们北上创办〈京华时报〉。曹孟德有诗云：“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诚哉斯言！
每一个人都处在困惑之中。每一个人都在重压之下。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市场变化的方向。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一年后自己会在何方。
这就是广州报业后三国时代媒体人的集体悲剧。